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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52～455页。

而荣誉制度的立法也应符合其固有的规律和原则。同时规定了科学发明、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与文学艺术作品的奖励，这意味着新政权的任务开始向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转移。

[76] 当然，荣誉制度下的英模其所体现的道德，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需要高度契合。(21) 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度正式名称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并成立了正式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在1953年征求群众意见后才改为现名。值得一提的是，在1960年由全国妇联首次进行了三八红旗手与三八红旗集体的表彰活动，研究者指出在1956年中共八大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之后，伴随着大规模建设运动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动员妇女参加劳动是该项国家荣誉诞生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荣誉制度不事实上也是完成政治吸纳的过程，即便是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代议制度和民意表达渠道，荣誉制度的政治吸纳功能仍至为重要。[19]这种通过荣誉制度进行的规训，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一则是区分是否获得荣誉来表明权威意志的指向，二则是在荣誉体系内部实行严格等级划分。

[47]虽然这种举行颇有争议，但是却可以加深对于荣誉制度的认识：荣誉制度不应局限于授予者的单方行为，而是应该更多体现权利色彩与协商性质。[67]而在其后针对资本家的公私合营过程中，政府注重通过荣誉制度鼓励私方人员主动参与合营，并以此改造资本家，以企业为主要基地，在企业工作实践中进行教育，作为改造资本家的基本途径，如组织资本家参加劳动竞赛、参加经营管理、参加技术革新等。1976年黑森州高级行政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文化部长的教育改革措施违法，从而确立了这样一个观点：基本法规定的法治国家原则和议会民主原则要求立法机关自行做出有关教育领域的重要决定，而不能放任给教育行政机关。

也就是说，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其他权利，能否获得司法救济，要看单行法律法规有无规定。1995年《教育法》的通过，仅仅是在立法上确定了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而没有变成理论上和实践中普遍接受的观点，也没有引发人们对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深层思考。第11条第1款肯定列举了常见的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第2款补充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它具体行政行为。1982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确定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石红心法官认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毫不讳言法官应当具有能动的司法观：只有在能动的司法观指导下的法官才能创造性地运用法律理论，从而发现没有写在法条上，但却隐藏在法条的字里行间的权利，按照法律精神来推动法律发展。……处于特别权力关系的公民一律被纳入行政领域，其后果是不适用基本权利和法律保留，因为它们只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般关系。

[5]此外，还有学者专门从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出发，证明实际上存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高校与学生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因此，完全的法律保留原则显然不切实际，必须在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和完全的法律保留原则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兼顾到人权保障和行政管理。2010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第64条规定：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中国大陆行政法的影响 关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中国大陆行政法的影响，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2] 二战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得到彻底修正。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第141页。2003年1月底，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以此事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1]在一系列判决中，德国法院提出了重要性理论，认为凡涉及影响人民基本权实现的重要事项，无论是干涉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由立法者以法律作出规定。

直到1995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教育法》，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过去，由于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受教育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司法保护。

北京市一中院在二审判决书中提出：学校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因此而引起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但是，受教育权并没有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着争议和混乱。

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原来一审、二审判决书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文本有较大的差异。这一时期，行政案件主要包括食品卫生、土地、工商、专利、税务、环境等案件，但是没有教育案件。1989年4月通过的《行政诉讼法》第2条作出概括性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法院对判决书文本的修改，显露了其积极推动受教育权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图。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7]饶亚东法官也承认该案从受案到审判突破了传统的行政诉讼模式，拓宽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学生与学校的纠纷，涉及很多层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所有的在学纠纷都诉诸法院解决。[9] 五、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我国受教育权行政诉讼的未来 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我们需要研究的不是引进不引进的问题，也不是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其在实践中的巨大影响以及如何扬弃的问题。

接着，引用《教育法》第21条、第22条以及《学位条例》第8条的规定，认定北京科技大学是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其与原告的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解决。四、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受教育权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上的突破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受教育权领域的挑战和突破，主要应当归功于各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努力。

与德国相比，有两项显著不同，一系范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系绝对排除法律救济之可能性。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立法模式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受教育权从无到有，获得了司法救济： 第一阶段，单行法律列举阶段，受教育权案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他们应当被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与此同时，法院积极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受理了大量的学生诉学校的行政案件，一些著名案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高校与学生、政府与公务员两方面初步探讨了特别权力关系问题，认为中国没必要引进这一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理论。尽管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都逐步得到突破，越来越多的法院积极受理受教育权行政案件。

行政机关要求通过行政规则（设施组织条例）自行调整这种关系（设施）中的内部事务。最高法院在公报中将其修改为：学校按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总的原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具有重要影响的事项，必须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6] 笔者认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存在于当前中国大陆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大陆地区的法系总体上是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学受德日以及台湾地区的影响很大，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学理论，但是作为德日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必然在我国制度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例如，2002年10月初，重庆某大学女生李某由于与大学生男友张某在外出旅游途中同居导致怀孕，学校给予两名学生勒令退学的处分。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拓宽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8年轰动一时的田永案的审理才得以改观。如果引发争议，公民不能够寻求法院的保护。当前，迫切需要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关系进行研究，使受教育权在我国获得充分的司法保护。第一例有据可查的案件，是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于1995年7月16日受理的刘国聚等四人诉平顶山市煤矿技术学校责令退学、注销学籍案。

北京市一中院二审判决也作类似的表述。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增加了几百字的篇幅，对学校的被告资格作出了详细论证：首先，指出某些行政法律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

……据此，结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受教育权被推定进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德国学者不得不承认特别权力关系也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除非具有需要限制的特殊目的，基本权利也适用于特别权利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经常以类似于特别权力关系的理由拒绝受理教育行政案件。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还否定了二审判决书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